2012年5月1日 星期二

原來我不是青年大班!

 陳景輝  明報世紀版 2012.4.30

陳景輝與數名80後的青年於去年進駐鄭經翰的香港數碼廣播電台做時事評論節目,其中也有我認識的朋友。當年興致勃勃,覺得很受賞識,未到一年,他們拉大隊走了。從人生的歷程看,這沒有什麼特別,見過世面, 經一事長一智,這就是人生。

其中值得參考的,是陳景輝在事件中的反省,該段文字的標題是「遇上民粹主義」。

從踏入數碼港的第一天起,我給自已訂下的目標根本不是「激」,而是像搞高鐵運動一樣,連結任何可以連結起來的進步力量。我相信真正的激進並非不斷四面樹敵,而是壯大公民社會本身。我要鬧爆的是真敵人,而非稻草人。如果今次有所謂干預,那原因並非我們不夠「激」,更非什麼水平問題,而是在激進派的媒體想像裡頭,窮得只剩下「鬧爆」,根本不存在重構公民社會的議程。在直播室裡主播就是王,可以凌駕社會,這種名嘴邏輯又暗合了網台的鬧爆生態。

今時今日,由文化界而政壇而社運圈而學院,都背上了罵名。學者被稱作雲端上的學者,左翼被稱作左膠,泛民被稱作飯民,意見不同是投共,講道德是鄉愿(德之賊),不一而足,一街都是敵人。正在此處,我們遭遇到民粹主義。

民粹主義附帶著強烈的反精英心理。煽動者「直接」鼓勵人民,樂此不疲地貶斥他們口中腐敗了的政治,社會和文化精英階層,最後結論是,舊有力量不再「反映」人民利益,沒有回應他們的焦慮和恐懼。但民粹和「民主」有重要的分別,因為後者預設了較為複雜的公共生活想像,例如公民之間的平等尊重,互相制衡,公共審議的理性,以及最為重要的:既衝突又合作的共同生活預備。今日香港之所以烽煙處處,聲聲鬧爆,燒著的未必是敵人,更可能是你我的公民社會。

從 文章〈Paella,活在當下?〉對照自己

Paella,活在當下? 馮一沖 明報副刊 2011.10.03

讀這段文字,有3個收獲,快樂!

廚師的工作,絕大多數不為當下的需要,都是為未來作嫁衣裳。就拿西班牙飯 (Paella)做個例子吧!
Paella這字來自古拉丁 語,意指平底鍋。傳統食譜來自巴倫西亞(Valencia)。簡單說就是在平底鍋上,把短身的bomba米粒用橄欖油炒香,下雞湯和番紅花 (saffron)後滾熱,放進烤箱內,當飯粒煮至七成熟時,再加入海鮮和芝士碎,放回烤箱。待芝士碎烤得金黃,海鮮的汁液也慢慢滲進飯粒中間時,就可奉 客。西班牙是天主教國家,過去人民在封齋期(Lent,即耶穌受難及復活前四十天,今稱四旬期)的星期五有守齋習慣,不吃熱血動物的肉,目的為保持清心寡 欲,靜待復活的來臨,並以省下的金錢施捨窮人。於是把家裏吃剩的魚和鮮貝等等放在剩飯上,再加熱湯泡吃。後來,其他地區開始加入火腿、鵪鶉,和其他貴價的 海鮮如帶子、龍蝦、青口,甚至放進鮮甜的墨魚汁、菠菜汁、番紅花等等高檔材料。原本樸實的Paella,像街童穿上Ferragamo高跟鞋,魚躍龍門, 聲價十倍。今天這菜在菜牌上還有個註腳,說烹調需時,顧客必須耐心等候云云。簡單的說,這菜的賣點是「現點現做」(cook to order)。

mis en place 立見廚師優劣

然 而,情况並非都是如此。「現點現做」的背後隱藏着大量工作,大型餐廳的廚房,為免客人等候太久,一般都會先把大鍋米粒烹調至半熟。海鮮,特別是甲殼類如青 口、龍蝦、帶子都必須先行處理好;紅肉則分開烹調,而且要切好蒜蓉、乾葱碎、火腿碎、芝士碎;預熱浸好番紅花的雞湯,安排好要用的牛油、胡椒和鹽;預熱爐 灶、烤箱,放好煮食用具。一切準備好,到客人點菜,才可以手到拿來,一蹴而就。這中間的準備功夫,並不是幾十分鐘內可以完成。西廚稱這個準備工作的過程為「mis en place」(everything in place),就是萬事俱備的意思。廚師的優劣,往往就在這準備工夫上。
要 做好mis en place,廚師需要先把烹調過程中所需的材料、配料、用具、流程清楚想一遍。而且時間上要配合廚房裏其他部門的出品,才不會出現肉熱菜涼的情况。當中要 求一個「指涉」(reference)的能力。這就是說,人類可以跟自身經驗未能或從未觸及的景况交流互動,並且得出結論,這能力大大擴展了人類的思想空 間。廚師在思想裏跟點菜後的景况交流,檢討應該準備什麼;侍者在客人未要求前,先想想他有沒有特別的需要;客人決定點什麼菜之前,想着每道菜式的味道;這 些都是「指涉」的過程。
聽起來挺諷刺的,原來人人想學會活在當下,可是我們卻常常活在未來之中。

原來那貴得咋舌的西班牙海鮮飯,原來只是普通家庭的食譜,也帶著宗教信仰的元素,若不是有大齋期,就不會有Paella。不知道這道飯菜背後的故事,Paella只是到西班牙旅遊或到西班牙餐廳必會想吃的招牌菜,有了背後的故事,它的味道豐富了,更想吃最原味的,帶著敬虔的心吃。



2011年3月17日 星期四

封面的誘惑  馬家輝

做了出版工作,更常要考慮應否棄紙版書,改出電子版。因為節省用紙,節省成本,節省空間。不過個人而言,卻不情願作出這種抉擇。昨夜讀報,讀到明報副刊 (2011.3.17) 馬家輝的「欲望蜘蛛」專欄,愉悅無限,雖然頗長,仍決定抄在這裡。

讀到帕慕克散文集《Other Colors》裡的幾段文字,忍不住笑起來,暗對自己說,這就是了,這就是我為什麼幾乎不踫Kindle的最關鍵理由了,我自己沒法說得精準,可是經由帕慕克輕輕寫出,一切即成具體,感謝好作家,他們總能把我們能夠感受卻無法言傳的愛恨情緒抓住,呈現,放大;好作家是我們的心靈射燈,我們存在,他們發現。令我產生Kindle聯想的主要是幾篇關乎閱讀的短文,尤其這篇,〈有關書本封面的九則筆記〉(Nine Notes on Book Covers),其中道,「當我們憶起我們最鍾愛的書本的時候,不可能不同時清楚記得它們的封面」;「讀完一本書,多年以後若有機會再瞄一眼它的封面,我們亦能立即重回現場,彷彿重新回到那多年以前的美好時光,蹲縮在牆角,捧著書,一頭埋進它的世界」;「成功的封面有如一條輸送帶,能夠第一時間把我們帶離眼前平淡尋常的現實世界,把我們推進書本的小宇宙」;「一間書店不僅用書來誘惑讀者,而更用封面」;「書名是人的名字,幫助我們把一本書從幾百萬本書裡區分出來,而封面則是人的臉容,或提醒我們閱讀書本時的快樂,或對我們許諾一個有待探索的喜悅地帶。之所以我們經常熱情地審視封面,猶如欣賞臉容」。是的,就是這樣了。儘管我能因購買電子書而省下若干鈔票,儘管一具電子書閱讀器能夠替我省下極多極多的藏書空間,但我始終無法從閱讀器獲得慣有的滿足和愉悅,只因我沒法享受書本的封面顏色,照片,設計,質感......當我啟動捧在手裡的閱讀器,不管我選擇讀的是什麼書,是帕慕克也好,是村上春樹也罷,是張大千也好,是王安憶也罷,閱讀器是千篇一律的形狀和外貌和厚度和冰冷,那必是悲哀的,我覺得自己失去了很大的閱讀樂趣。我的Kindle已經藏有幾十本電子書了,但只有兩三本被我讀完。《Other Colors》我亦買紙本,四百多頁,一百四十元港幣,比電子書貴了四成,但,我喜歡那封面那質感那重量,閱讀終究不同於瀏覽,前者,畢竟包含了藝術欣賞。

2010年6月5日 星期六

「六四」---誰輸了道理,就輸掉一切!

劉銳紹 《明報》     2010.6.4

在過去21年裡,紀念「六四」的背後其實隱隱貫穿著一條線,就是記憶與忘懷的較量、真理與歪理的比併、良知與奴性的對決。幸好,21年來的結果都証明一點:誰輸了道理,就輸掉一切!

2010年5月22日 星期六

德國籍義工盧安克Eckart Loewe

德國籍義工盧安克Eckart Loewe在廣西貧窮山村義務教學,關心農村的留守兒童,並在博客上分享其教學經驗。不過他近日突然關閉博客,稱自己的舉動傷害了有關部門的自尊,又被當局指未獲中國志願者和教師資格。 ---摘自明報


「一個人如果只是為了自己的家人,那家人就是他的後代;如果為了自己的學生,那學生就是他的後代;如果為了整個人類,那人類就是他的後代。」~ Eckart Loewe

2010年2月24日 星期三

林燕妮 明報 2009.8.16

出污泥而不染並非最難,最難的是白蓮對污泥不離不棄,那是更高的層次。

龍應台 《大江大海‧一九四九》

有一種人,愈是再風雨如晦的時候,心靈愈是寧靜。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,然後就篤定地堅持。在大動盪大雜亂中,錢穆流落到香港,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,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、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,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,開創了新亞書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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